对鼓励类服务业的用电用水用地等应参照工业类同价。

外资银行一旦积累了资金开始投资房地产，那么由于它们是正常的操作流程所以造出来的房子就会便宜，其必然拉动全国房地产大幅下跌。辛辛苦苦二十年，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

可有的事情……怎么说呢。他们的算盘很简单：‘两口子除开各种税收保险每月纯收入还12000。但因为房子贵所以什么东西都贵。所以普通老百姓现在根本别想买到真正合理价格的房子。现在的人一张口第一句就是：‘你有房吗。

不过我还要提醒你，为了托住楼市不跌，他们还有个办法，那就是鼓吹老百姓不买房就不是个爷们儿。首当其冲的就是房地产。贫富如何均，穷人、富人说了都不算，要由皇上一锤定音。

政府经个人授权，负责管理公共事务。如果无房的少数代表人民，有房的多数就应该心甘情愿地坐等自己的资产缩水吗？矛盾看似无解，实际反映的却是观念的落后。缺乏正常的、法制化的利益协调机制，弱势群体习惯性地乞灵于政府的有形之手，而强权的干预总是加剧了权利的不平等，需要更为强势的政府予以纠正，如此形成恶性循环，不觉之中又滑入了历史的轮回。个人之间既有利益冲突，也有利益一致。

依赖暴力的利益调节机制有两类：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无分贵贱，无论贫富，无所谓众寡，每一个人都享有和其他人同样的权利。

具体的利益一定是多元的，多元利益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打土豪分田地则以贫和富权利的不平等为前提，无论勤奋或懒惰，穷人有权占有富人的财产，特权也不需要原因，贫穷本身就是原因。以自愿的市场交易为例，价格或高或低，必然会减少一方的利益，但成交总比不成交强。议会代表由个人选举，根据个人意愿制定博弈规则──法律。

以不平等的权利追求平等，就像在歪斜的地基上盖建大楼，无论地面上的建筑如何平正，终究都要倒塌。来源: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进入 许小年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个人利益 。传统社会中的强者其实是垄断了暴力手段的朝廷，民间或贫或富，都是弱者，抑强扶弱因而是最强者打击弱者中的相对强者，以防止弱中强的僭越，同时转移弱中弱的不满与怨恨。至于天命为何，天理为何，谁也说不清楚。

从明君清官与造反农民到规则与程序，社会就从传统的人治转变为现代的法治。猪肉价格上涨，城镇居民抱怨，乡下农民高兴。

房价上涨，业主打砸售楼处，这不是维权，而是违法行为，因为房价只涨不跌并不是业主的权利，而且法律也明确地禁止暴力。真正的扶弱应该是将弱者变强，由弱者制约和限定暴力手段的使用。

承认和尊重每一个人的利益，并不意味着社会就此陷入亿万个分散的利益孤岛，也不意味着个人利益冲突将导致社会的瘫痪和解体。规则与程序的正式表达就是法律，公平体现在对法律的一致认同上，体现在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而不是财富的平均拥有。两边都是民，谁代表人民利益？房价下跌，没房的叫好，有房的打砸售楼处。政府用限购、限贷打压房价，同样属于违法行为，没有任何一条现行法律给了政府这样的权力。当前的利益纷争之所以导致社会的不稳定，根子不在利益冲突本身，而是解决利益冲突的传统方式。近世虽开始承认利益，但仍用抽象、笼统的国家和人民代替具体的个人，以此建立毋庸置疑的先验权威，再通过朕即国家和天子乃兆民之首的逻辑转换，证明特权和暴力的正当性。

眼下的尴尬是，人们尚未找到一致认可的利益调节方式，仍然习惯性地求助于传统的公道和公平概念，试图用道德说教解决利益分配问题。如何在平等权利的基础上进行利益的分配，如何在法治的轨道内进行利益的协调，是一个古老文明所面临的现代挑战。

自上而下即明君清官替天行道，强制推行均贫富的政策。替天行道意味着官和民的权利不平等，唯官员拥有执行天意的权利，特权不需要理由，官位本身就是理由。

替天行道的实质因此是少数对多数的暴政，尽管多数人偶尔也可从暴政中获益。因为缺乏制衡机制，强权肆虐无度，最终超出弱者所能忍受的范围，民众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农民革命和皇权专制于是交替出现。

建立公正的利益分配和协调机制，起点只能是平等的权利。从抽象的人民到具体的个人，从抽象的天理到具体的人权，观念的转变是应对这些挑战的第一步，毫无疑问也是最困难的一步。多数人的暴力和少数人的暴力互为因果，同一逻辑周而复始，改朝换代多少次，公平永远遥不可及。在具体的张三、李四面前，抽象的人民一词失去了意义

一些学者认为，CEPA及其补充协议对粤港澳区域合作的影响，除了直接促进粤港澳贸易的规模外，还可能引起交易双方或与之相关的产业链上其他主体的预期和实际行为的改变，以及其他结构上的变化。为推动这一变化，既需要在这些方面进行更加务实和有效的合作，也需要理论上的创新，为合作实践提供理论支持。

第二个源头是奥林有关生产要素禀赋的理论，这一理论导致了人们对区域之间动态联系的关注，后来形成的众多有关区域增长动力机制的研究，基本上也继承了这一理论脉络。对此，部分学者呼吁，区域经济学的未来发展应该恪守一个共同的逻辑框架与分析体系，以维持学科的整体性和系统性。

区域一体化发展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新趋势。区域经济一体化不仅是经济层面的问题，还是政治层面的问题。

理论创新与合作实践共同推动学科发展 粤港澳区域合作正是在理论与实践两轮驱动下的研究新领域，并随着《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及其补充协议的签订而一跃成为区域经济研究热点。有学者在索罗模型的基础上，引入空间外溢，构建了空间俱乐部趋同的理论模型，对空间俱乐部趋同进行了理论证明，尝试性地提出了空间俱乐部趋同假说，即在相互开放和要素自由流动条件下，受要素边际报酬递减和空间外溢效应的双重作用，空间相邻、初始条件和结构特征相似的一组区域的经济增长将收敛于相同的稳态。第二种观点认为，区域经济学研究应该建立在生产要素的不完全流动性、生产要素的不完全可分性以及产品与服务的不完全流动性基础之上，区域政策研究不应该脱离理论基础而陷入经验之谈。因此，区域合作关键在于利益分配机制的创新。

因此，应该明确中国区域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不宜将区位理论纳入区域经济学，也不宜将新经济地理学作为区域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方向。未来发展指向尚存在分歧 区域经济学是我国应用经济学中充满勃勃生机的年轻学科。

研究方法：亟待构建共同逻辑框架 关于区域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选择，有的学者认为，区域经济学有两个方法论源头是最重要的。CEPA加强了市场主体对三地经济融合的乐观预期，促使转口贸易成为国内外经济增长溢出的重要渠道。

另一些学者认为，粤港澳区域合作的重点领域在发生新的变化，主要包括创意产业、医药研发、服务业（包括金融、贸易、航运、物流、高增值服务和旅游休闲）、共建优质生活圈和重大基础设施对接等。美国区域科学的兴衰足以为戒。